徐童作品《赤脚医生》讲述“窑洞里的神医”孙立哲

“他是‘中国的日瓦戈医生’。”在纪录片《赤脚医生》的阐述中这样介绍孙立哲。已过花甲之年的孙立哲有着传奇的一生。十八岁“上山下乡运动”时选择当一位赤脚医生——农妇难产,他便将手伸进子宫把滞留的胎盘手工剥离;老乡生病,他便在土窑洞里没日没夜地做了3000多台手术……随后他被评为知青模范,在经历文革批斗、政府后,现在美国芝加哥定居。

1965年6月26日的“6.26”指示催生我国农村“赤脚医生” ,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,《赤脚医生》能带你进入那段历史记忆里。

这是2014年10月的一天,导演徐童跟拍孙立哲重返延安市延川县关家庄大队。

褪去“赤脚医生”的标签许久后,面对徐童的镜头,孙立哲时而笑着道出往事。但在重返延安面对乡亲时,他颇受刺激。

107分钟的纪录片捕捉了历史的吊诡之处:乡村的医疗条件依然很差,但赤脚医生消失了。

在河北三河市燕郊镇的工作室,徐童放映了他新完成的纪录片《赤脚医生孙立哲》。房间内放着《算命》、《老唐头》等纪录片的海报。导演徐童以拍摄底层生活成名。其拍摄的《算命》在豆瓣网评分8.9。

这一次,主人公仍然生猛。只不过,与之前他纪录片中出现的算命先生、乞丐相比,孙立哲曾是一个被时代托起的伟岸雕塑。当时光切换到1970年代初,这位叫孙立哲的年轻人是全国五个知青模范之一,中国102万赤脚医生中影响最大的。

这部黑白和彩色并用的纪录片反映了一个素颜的、逝去的陕北:粗糙的生活,干燥的山脊,暴躁的年代。

重返插队时的乡村,场面热烈。孙立哲的周围挤满村民。有些村民听说孙立哲要来,从很远的地方赶来。“就跟老朋友相隔那么多年再见面”,徐童回忆当时的场面,“现场给我们传递的首先是一种时空穿越感。重逢时的那种热烈场面让人感慨万千。它成为了这个片子的一个线索。”

窑洞前面,孙立哲面对着那些古铜色皮肤的乡亲,宛若弥赛亚降临。然而,延川县并不是产生奇迹的加利利海。现实依然残酷,依然缺医少药。

一个老太太带着她患有脑病的孙子,在一个窑洞里等孙立哲,一直等到半夜才挤到他前面。

有个场景,孙立哲对旁边的人说,“像这个病人我觉得没有赤脚医生还是不行。”

影像传递了孙立哲怀旧、感伤的情绪,也说出了他的无奈。2008年,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将赤脚医生称为“二十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”。但温暖背后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凄凉。赤脚医生映射的是卫生资源的不公。在那个时代,医疗体系仅让占人口15%的城市居民受益。

这是纪录片集中拍摄的一次。后来徐童的摄制组又多次回去拍摄。纪录片断断续续拍了两年,采访了孙立哲的发小,陕北的村民等。

“怎么进,进去很难,没进去过呀。”他的玩笑逗得旁观者哈哈大笑。这是一个笑着讲出来的惊悚剧。当年,一位孕妇难产,胎盘滞留在子宫,濒临死亡。孙立哲手伸进农妇子宫,手工剥离。农妇被救活。

然而,笑容不过是死亡峡谷中弥漫着的轻柔的薄雾。纪录片外,孙立哲对乡村的不幸毫不陌生。有次,外村一个患急性肠梗阻的病人被抬来,但他们当时不会开刀,只好把病人送到几十里外的医院,半路上病人死了。

在延川县关家庄大队插队时,孙立哲跟史铁生学看病,在狗身上练习做手术。他在当地影响越来越大。在延安的土窑洞,他做了3000例手术,无一失手。引起轰动后,孙立哲的事迹被层层上报,树为全国模范,裹挟于政治中。1973年,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《一个活跃在延安山区的赤脚医生》的报道,引起广泛的影响。

影片偶尔用诙谐来消解故事沉重的底色。有一幕场景,孙立哲正在抢救一个病人,突然没了脉搏。原来管脉搏的人拉肚子跑厕所去了。他们后来赶快抢救,病人被救活。

“文革”后,孙立哲被定性为“”的“黑爪牙”,医疗战线上“”的代理人,被关进黑窑,接受审查、批判。陕北农民得知消息后,写了一个“万民折”递上去把他救了。

孙立哲后来到美国上学,工作。他的前妻在美国由于误诊去世,孙立哲历尽艰辛,自习法律,打赢了官司。

2016年5月,徐童来到孙立哲在芝加哥的家中,在他家地下室的小影院放了三场纪录片。观众中有孙立哲以前请过的律师。这个老头看完孙立哲的前半生,眼泪哗哗。他告诉孙立哲,“我真没想到。我就觉得你肯定在中国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一段人生。”

在美国,徐童拍摄了孙立哲生活过的地方,他父亲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时的实验室,还捕捉了他孩子在院子游戏的场景。

一位法国人也看了徐童的纪录片,看后评价,“太精彩了,人物表达得太鲜活,太猛烈了!”

有次,徐童听朋友芦苇先生介绍,说孙立哲非常传奇。他听完觉得非常有意思。“他是51年的,我65年的,相差十多岁。差不多是两代人。他属于知青那一代。而我们这一波60年代出生的没有经过上山下乡,我们只是赶上了一个文革的尾巴。所以对他的生活和时代,有强烈的表达愿望。再有就是戏剧张力,孙立哲的故事戏剧化到了让你非拍不可的那种程度。”

2014年4月,“一见面发现他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人,特别健谈,记忆力非常惊人,叙述能力特别强。什么人,什么事,叫什么都丝毫不差。当时我第一眼接触到的感觉就是,凭他信马由缰地去讲。”徐童回忆。

第一次见面就开始拍摄了。“第一次见面,我就觉得必须得拍,因为凭我的经验,这种拍摄机会特别难得,实际上我们全套家伙事都准备好了,就是带着机器去的。是见面就拍,立刻就拍,决不含糊。”徐童说。

在介绍资料中,这部纪录片被比喻为中国版《日瓦戈医生》。从命运流变角度,两者有某种相似之处。不过,日瓦戈医生死了,孙立哲活着。在时空之河中,他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倒影。

徐童:我曾经想,这个故事发生在陕北,可以用陕北民歌,当地的民俗音乐非常发达,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《兰花花》等。

后来发现,陕北民歌在一个局部会很好很强,但在整体叙事,体现影片整体风格基调方面显得有点单一。陕北民歌只能表达地域色彩,不能表达共性。孙立哲救人,他的个人遭遇,是全人类的东西。无论故事发生在陕北还是哥伦比亚,实际上都一样。所以,后来我们觉得还是应当用一个比较国际化的音乐。

拉美音乐比较奔放,同时情感渲染力非常强,叙事性特别好,很容易能帮我讲故事,推动剧情发展。拉美音乐放在一个非常有激情,但又压抑扭曲的年代,反差很大,特别合适。

徐童:美国采访会涉及到物权。有些场所的拍摄要经过允许。有一次,我们拍摄一个医院的大楼的外景。一个保安马上过来,问拍摄是否得到医院的认可。我们说我们是拍一个外景,没有申请。她说那你不要拍了。

徐童:1969年到1978年这一段时间内国内部分的资料,我们解决了版权问题。我们和新影、电影资料馆等都有联系,最后找到非常好的资料。但是这些资料非常贵,按秒计算。历史资料的价格是分级的。这部纪录片的版权费用占总投资比例的多一半。

徐童:计划生育问题,当年执行得比较极左,因为他当时是先进人物。现在为这个事他感到非常痛苦,觉得是让自己无法面对的一件事。他经常说这个事真的是让他很内疚。我觉得他肯定是带有宗教情怀的、自我的重新反思。

徐童:我觉得首先他是一个特殊年代非常传奇的人物,救了很多人,是一个人道主义者。但同时他也是受害者。他不带面具,很真实地来反思自己。比如说自己有积极的一面,同时也被政治左右。我觉得他达到了一种心灵饱满的人生境界,这是他经过不断的痛苦思考,最终获得的一种自我救赎。

最后,特别感谢我的出品人王兰芬女士和刘乃玲女士,没有她们的支持这部纪录片是不可能完成的。

徐童,1965年生于北京。1983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。现在工作生活于北京。纪录片作品《麦收》、《算命》、《老唐头》,合称“游民三部曲”。之后相继完成纪录片《四哥》、《挖眼睛》、《赤脚医生》、《两把铁锹》。多次参加国内外电影节、影展并获奖。2013年长篇小说《珍宝岛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2011年获得《东方早报》授予的“文化中国十年人物大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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